代宗之后的德宗朝，唐廷的政策和地方進奉的情況開始發(fā)生新的變化，玄宗至代宗朝制約白銀商品化的某些因素有所減弱。

　　首先，在礦稅方面，唐中央曾設法恢復對白銀的控制，但其結(jié)果卻并不如其所愿，礦稅稅率反而被迫調(diào)低。德宗曾采納戶部侍郎韓徊的建議，將“山澤之利”收歸王者，“自是皆隸鹽鐵使”。其中白銀采煉也當一道改而直屬中央管理，課稅納人中

　　次之，德宗時(780一804年)白銀進奉之風雖未退潮，可此后進奉的白銀卻越來越多地來源于市場，通過和市而得的白銀，在進奉銀中的比重有一定增加。唐代留下的有關記載，說明了德宗朝進奉銀來源的復雜性。

　　唐廷對白銀的控制和地方的進奉，屬于官府及中上層權貴參與白銀分配和交換的范圍，這與唐中葉前后白銀的主要使用范圍相符。因此，基本能反映同一時期白銀的分配和交換關系。不僅如此，唐中葉以后，尤其是德宗朝以后，在制約白銀商品化的因素有所減弱之時，白銀的使用范圍有了較大擴展，在征收白銀礦冶稅和白銀進奉之外，已有不少白銀在民間使用。而聯(lián)系白銀生產(chǎn)和民間白銀使用的橋梁則主要是交換，市場上出售的白銀數(shù)量大大增加，民間商品銀的流通有了較大的發(fā)展。

　　前述晚唐時期的銀器加工中，有關金銀行、李德裕在鎮(zhèn)江于諸頭收市白銀上千兩、限制民間喪儀用金銀器等記載、浙江下萃橋出土金銀器的考古發(fā)現(xiàn)，都說明民間經(jīng)營的商品銀數(shù)量不少。在晚唐京師的市場上，白銀開始像米麥食鹽一樣，成為人們習見的商品，白銀的價格也成為反映銅錢陌制的重要參照指標。

　　也正因為“9世紀的唐代”，“金銀器質(zhì)料自身的價值和實用性開始商品化”，才迎來了金銀器的普及和多樣化時期。正如齊東方先生指出的那樣:“金銀器的商品化，使器物更具實用性，一些富裕的百姓也開始使用金銀器物，尤其是在南方地區(qū)較盛。金銀器的商品化，也使許多器物形制趨向單薄、簡潔，而器物種類卻大增。”